陈寿,三国志原著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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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 (西晋时史学家) 编辑 讨论30 上传视频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
陈寿少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蜀降晋后,历任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待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晚年多次被贬,屡次受人非议。元康七年(297年)病逝,年六十五。
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结束了分裂局面后,陈寿历经十年艰辛,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
陈寿,三国志原著作者吴书
陈寿著《三国志》雕像
 
   人物生平编辑
不附黄皓
少年陈寿雕像
少年陈寿雕像
陈寿籍贯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自幼刻苦好学,拜同郡人谯周为师,研习《尚书》《三传》,精通《史记》《汉书》,陈寿聪明机敏,所写文章以富丽著称。
最初应州里的聘请,历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观阁令史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横弄权,蜀汉众臣大都极力逢迎黄皓,唯独陈寿不愿依附他,因此多次被贬谪。适逢陈寿父亲去世,他守丧期间,因为生病而让婢女伺侯自己服药,被来客看见,乡党因此对他颇为议论指责。 [2-3] 
一代良史
景耀六年(263年),蜀汉灭亡,陈寿因而多年不被荐举。张华欣赏其才华,认为他虽然有行为不检点的嫌疑,但依照情理不应被贬废。于是推举其为孝廉,授官佐著作郎,又出任阳平县令。陈寿撰写《诸葛亮集》,上报朝廷。后授职著作郎,兼任本郡(巴西郡)中正。 [4] 
益州自从东汉光武帝之后,蜀郡人郑伯邑、太尉赵彦信(赵谦)以及汉中人陈申伯、祝元灵,广汉人王文表(王商)都是博学多闻,撰写有巴、蜀的《耆旧传》。陈寿认为这些书都不值得流传后世,于是合并巴郡、汉中地区,撰写成《益部耆旧传》十篇。散骑常侍文立向朝廷呈献此书,得到武帝的嘉奖。 [5] 
屡遭贬斥
 
陈寿,三国志原著作者陈寿
张华准备荐举陈寿为中书郎,中书监荀勖因忌恨张华而厌恶陈寿,便示意吏部改任陈寿为长广太守(一说是荀勖开始也欣赏陈寿,后来因为不满意《魏书》的内容才外放他 [6]  )。陈寿以奉养老母为由不就职。 [7] 
咸宁四年(278年),镇南将军杜预离京镇守荆州之前,又将陈寿举荐给朝廷,建议授予他黄门侍郎或散骑常侍之职。陈寿因此被授职为治书侍御史。因母亲去世离职,其母临终遗言将她埋葬在洛阳,陈寿恭行母亲遗志,但又此而遭到非议贬官。当初,谯周曾对陈寿说:“你必定会凭才学扬名天下,但常会遭到诋毁伤害,这未必是不幸。要谨慎从事。”陈寿至此,再次招致贬废的羞辱,正应了谯周之言。 [8] 
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统一天下。陈寿撰写完成《三国志》,共六十五篇。当时的人们盛赞陈寿善于叙写史事,具有良史的才干。夏侯湛当时也在撰写《魏书》,见看到陈寿的《三国志》后,便销毁自己的《魏书》。张华对陈寿倍加赞赏,对他说:“应该把《晋书》委托给你撰写。”陈寿就是如此受时人器重。 [9] 
失意病卒
数年后,陈寿被拜为太子中庶子,未到任。
元康七年(297年),陈寿病逝,享年六十五岁。他去世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人上书说:“从前汉武帝下诏令说:‘司马相如病危,可派人去取回他的著作。’使者得到了司马相如遗留的书籍,内中谈到帝王祭拜天地一事,武帝大为惊奇。臣等认为,已故治书侍御史陈寿所著《三国志》,书中多有劝诫之言,阐述前人的是非得失,对今世的教化大有裨益,尽管文辞不及司马相如,但质朴实在,恳请陛下采录其书。”惠帝于是诏令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去陈寿家,抄写其书。 [10] 
史学成就编辑
陈寿,三国志原著作者陈寿
 
三国志
主词条:《三国志》
中华书局版《三国志》
中华书局版《三国志》
陈寿的主要著作为《三国志》,《三国志》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断代史。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记载了从公元220年(魏文帝黄初元年),到公元280年(晋武帝太康元年)60年的历史。
陈寿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然而,《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可不注意。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另外,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和表,这是一大欠缺。
其它作品
陈寿还著有《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已佚失。 [11]  还有《官司论》七篇,依据典章制度,讨论应该如何进行改革。又有《释讳》、《广国论》二文。 [12] 
《全晋文》还收录有《表上诸葛氏集目录》《驳虞溥议王昌前母服》。 [13] 
人物评价编辑
谯周: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 [14] 
时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14] 
司马衷:寿才宜真,不足久兼也。 [15] 
范頵: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14] 
常璩:①文王多士,才不同用,孔门七十,科不一揆,百行殊涂,贵于一致。若斯诸子,或挺珪璋之质,或苞瑚琏之器,或耽儒、墨之业,或韬王佐之略,潜则泥蟠,跃则龙飞,挥翮扬芳,流光遐纪。实西土之珍彦,圣晋之多士也。②庶子考古,迁、固齐名。 [15] 
裴松之: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 [16] 
崔浩:①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②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 [17] 
刘勰: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18] 
房玄龄:①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训,莫近于此。若夫原始要终,纪情括性,其言微而显,其义皎而明,然后可以茵蔼缇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即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 [14]  ②陈寿含章,岩岩孤峙。彪溥励节,摛辞综理。 [14] 
刘知几《史通曲笔》: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苏洵《嘉祐集》:史之难其人久矣。魏、晋、宋、齐、梁、隋间,观其文则亦固当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两汉当无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辈,而卒无一人可与范晔、陈寿比肩。 [19] 
叶适: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固也。 [20] 
《广安游氏族谱》:广安人物之盛,为川北首屈一指。如纪信之诳楚存汉,纪通之铲吕安刘,张嶷、王平之武略,谯周、陈寿之文章,张庭坚之正言,安忠定(安丙)之戡乱,阎缵、庞雄之大节,黎镶、石谷之理学。 [21] 
李慈铭:承祚身仕晋武之世,羁旅孤危,其时典午方隆,王沈诸党逆之徒咸据高位,其书盛行,乃悉归刊削,绝不顾及,此所以为良史也。 [22] 
赵翼:陈寿《三国志》虽称善叙事,有良史才,然亦有舛误。 [23] 
吉川忠夫:谯周预见到作为亡国之民的陈寿必将甘受的悲苦命运,而说的勉励的话吧。洞穿历史的冷彻的眼睛,常常不是胜者、而是败者所拥有的东西。背负着亡国的阴影,陈寿不得不继续活下去。
历史影响编辑
2020年6月,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评选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 [24] 
轶事典故编辑
索米轻亮
陈寿,三国志原著作者陈寿
唐朝房玄龄等撰写的《晋书·陈寿传》,收录了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的一则传闻,说的是丁仪、丁讷在曹魏时负有盛名,陈寿对他们的儿子们说:“送我千斛米,我就为令尊大人写好传记。”丁氏不答应,陈寿果真不为他们立传。陈寿父亲曾做过马谡参军,马谡兵败被诸葛亮所杀,陈寿父亲也被牵连受罚,诸葛瞻又轻视陈寿。因而陈寿为诸葛亮立传,说诸葛亮军事谋略非其长处,又无临敌应变之才;说诸葛瞻只工于书法,名过其实。议论的人因此而轻视陈寿的为人。
但只有少数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这个传闻,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是假的。清朝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其实在曹丕即王位后,就杀了丁仪、丁廙并男口,他们是没有子嗣的。《晋书》认为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知的言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定《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26] 
还相诬攻
据《华阳国志》记载,梓潼人李骧才德超群,知名当世。最初和陈寿齐名,又相互亲昵,关系很好,后来和陈寿关系不好,相互攻击,有识之士因此看不起他们。 [27] 
史料记载编辑
《晋书·卷八十二·列传第五十二》 [14] 
《华阳国志·卷十一》 [15] 
亲属成员编辑
从子:陈符,陈寿哥哥的儿子,继陈寿之后担任著作郎一职。 [28] 
从子:陈莅,陈符之弟,官至梁州别驾。 [28] 
后世纪念编辑
主词条:陈寿万卷楼
陈寿万卷楼
陈寿,三国志原著作者魏书
陈寿万卷楼(5张)
 
万卷楼位于四川省南充市玉屏山麓,是陈寿少年成长和晚年归隐之地。据记载:万卷楼始建于蜀汉建兴年间,为三重檐式木石结构楼阁,唐代又在楼前新建甘露寺,形成了汉唐风格的建筑群。“文革”期间,万卷楼遭到严重毁坏,1990年得以重建。
重建后的万卷楼占地面积100多亩,由陈寿读书楼、陈寿纪念馆、藏书楼组成,倚山而立,气势恢宏,流光溢彩。还有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写的长4.7米、高1.8米的“万卷楼”金字巨匾。在万卷楼主要建筑的门框上,有多副盛赞陈寿的楹联:“千秋笔写千秋史,万卷楼藏万卷书”、“破万卷书求索宇宙人生真谛,修三国志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承祚倘无三书神州竟成千古恨,果城幸有万卷举世得仰一名楼”。

 
《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曹魏、蜀汉、东吴纪传体国别史,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1] 
当时魏、吴两国已有史书,如官修的王沈《魏书》、私撰的鱼豢《魏略》、官修的韦昭《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
蜀汉无史官一职,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
陈寿前半生是在蜀汉度过,入仕后,受宦官黄皓排挤而不得志。蜀汉灭亡后,陈寿历任著作郎,晚年多次被贬,屡次受人非议,历经十年艰辛,完成了国别体史学巨著《三国志》。
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在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
《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

《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
《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2]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 [3]  、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 [4]  ,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
三国志
三国志
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
《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
作者介绍编辑
陈寿(233-297) [5]  ,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人。西晋史学家。他少好学,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蜀国天文学家),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作品评价编辑
总述
《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
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
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自古以拥长安、洛阳为正统。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此外,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曹操是超世之英杰,刘备是英雄,孙策、孙权是英杰,周瑜、诸葛亮、鲁肃是奇才,庞统,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
正面评价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文采斐然
《三国志》整体上的文采虽略逊一筹,却也不乏精彩的描写。比如赤壁之战,陈寿将相关史料分别放置在《蜀书·诸葛亮传》,《蜀书·先主传》,《吴书·吴主传》,《吴书·周瑜传》,《吴书·鲁肃传》等几个纪传中,通过各有侧重的描写,把赤壁之战渲染的有声有色,尤其是其中吴蜀双方,各自君臣之间的对话,非常传神。
良史实录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
《三国志》陈寿(晋)
陈寿,三国志原著作者魏书
《三国志》陈寿(晋)(7张)
,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
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
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
取材精审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以至重伤而死。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对历史负责,慎重选择的态度。
行文简明干净
《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
负面评价
叙事太简
《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因黄皓弄权,陈寿不肯阿附黄皓。因此被遭排挤。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还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因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
《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如关羽,张飞,赵云,乃是蜀汉开国元勋,但《蜀书·关羽传》仅一千二百余字;《蜀书·张飞传》仅八百余字;《蜀书·赵云传》仅四百余字。又如徐干,陈琳,应玚,阮瑀等建安时期的著名文人(建安七子),皆未立传,只附在《魏书·王粲传》中。而且除记陈琳之事有三四百言外,其余皆寥寥数语。 [6] 
曲笔回护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为之回护。
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三国志》中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杀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与司马昭冲突,《三国志》对此如付阙如,但记载了郭太后历数曹髦“罪过”的令和司马昭等人单方面的表章。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
评价考辨
陈寿索米
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正统之争
 
陈寿,三国志原著作者吴书
《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后世尽管北宋《资治通鉴》同样以曹魏为正统,和陈寿观点一致,但到南宋后学者又对陈寿的多有批判在这个问题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曲笔缘起
 
陈寿的回护曲笔,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钱大昕便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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